如果你想致敬或感谢某人对你的帮助，你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到植物新种命名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梅尔致陈焕镛的信，1934年7月13日） 

　　植物拉丁学名，是为了方便世界上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都能使用统一的植物名称而创造的。1753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707-1778）的巨著Species Plantarum(《植物种志》)推广了双名法，即每种植物的名字都是由属名和种加词两个拉丁字单词组成，终结了植物名字混乱的历史，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学家们也得以自由交流。 

　　从此，植物学家们多了一种浪漫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感谢一个人，就以他（她）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植物，千古留存，这是植物学家们给朋友的最高礼遇，也是最独一无二的见证。 

　　  　　把生命都给了工作 

　　陈焕镛（1890-1971）院士，是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奠基人之一，不仅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广西植物研究所、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植物标本馆之一：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原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标本馆）。 

　　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担任《中国植物志》第一届主编，也是最早进行植物标本采集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在木兰科、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胡桃科等植物分类学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一生发表植物新属11个，植物新种及新组合613个（其中新种520个）。 　　

陈焕镛院士，1958年春访问苏联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期间，勘定标本查阅文献（图片来源：黄观程 摄） 

　　陈焕镛儿子陈国仆曾说，陈焕镛毕生把生命都交给了工作，花了百分之两百的精力在他最钟爱的植物学上，其他事情几乎无暇顾及。然而翻阅陈焕镛的档案资料、书信往来，从他命名的植物新种以及其他人以陈焕镛名字命名的植物里，我们依然得以一窥这位植物分类学家在繁忙的工作中，通过植物命名，与国内外植物学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据统计，以陈焕镛名字命名的植物新属有4个，植物新种有44个。而在陈焕镛发表的新种中，有据可查的人名达41个。 

　　  　　海南采集，九死一生 

　　在以陈焕镛姓名命名的4个植物新属中，以他姓氏命名的有棕榈科琼棕属（Chuniophoenix Burret,1937）、夹竹桃科乐东藤属（焕镛藤属 Chunechites Tsiang,1937）以及金缕梅科山铜材属（Chunia Hung T. Chang,1948），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木兰科焕镛木属（Woonyoungia Y. W.Law,1997），分别由同时代的德国植物学家巴瑞德（Karl Ewald Maximilian Burret，1883-1964)，他的学生蒋英，以及后辈张宏达、刘玉壶定名发表，用以致敬陈焕镛在植物科学研究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华南植物园棕榈园内的琼棕属植物琼棕 

　　（图片来源：邓新华摄） 

　　1919年秋，刚从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硕士毕业的陈焕镛，回到祖国的首站就是到当时还鲜有植物学家踏足的海南岛，进行了为期九个多月的植物采集。 

　　当时的海南岛还是“瘴疠之地”，条件异常艰苦，在海南中部的五指山，陈焕镛先是被毒蜂蜇伤，左手肿得像拳套一样，随后还染上一种奇怪的热带间歇高热病，高烧至40摄氏度以上，病情凶险，被人用担架抬出来，差点命丧海南。 

　　这次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中就有木兰科植物标本。上世纪30年代，陈焕镛开始对木兰科植物分类进行研究，采集了更多的标本；50年代，开始木兰科植物的繁殖、育种工作。60年代，陈焕镛发表了绢毛木兰、石碌含笑、观光木等木兰科特有单种属。 

　　1919年11月29日，陈焕镛在海南岛那大采集标本 

　　（图片来源：陈都提供，华南植物园档案室存） 

　　1997年，木兰科专家刘玉壶发表新属焕镛木属（Woonyoungia）、新种焕镛木（W.septentrionalis），致敬陈焕镛对中国木兰研究先驱性的贡献。正是陈焕镛打下的木兰科植物学研究基础，才使得后来华南植物园成为中国木兰科植物研究中心，并建立了世界最大的中国木兰科活植物基因库——木兰园。 

　　焕镛木果实（图片来源：杨科明摄） 

　　陈焕镛对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影响深远，不仅在他生前，即便在他逝世后的50多年里，依然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植物新种陆续发表面世。 

　　2022年，华南植物园木兰园航拍图（图片来源：杨晓摄） 

　　 从1924年到2019年，以陈焕镛姓名来命名的植物新种达44种，如陈氏耳蕨（Polystichum chunii）、焕镛报春（Primula woonyoungiana）、焕镛螺序草（Spiradiclis chuniana）等，其中有11种发表于陈焕镛逝世后。除了国内的植物学家，还有13种由来自美国、芬兰、日本等国外植物学家命名，陈焕镛在国内外科学家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地位，可见一斑。 

　　  　　植物学界大佬们的惺惺相惜 

　　从1921年陈焕镛发表的第一个新种山核桃（Hicoria cathayensis，现更名为 Carya cathayensis）开始，由他冠名发表的新属有11个，新种及新组合613个。这些属名和种加词里面，涉及纪念人名的多达41位，这些人几乎都是和陈焕镛关系密切的同时代植物学界同仁，其中包括国外学者16名。 

　　1.陈焕镛与杰克 

　　发表于1925年的长叶榧（Torreya jackii），是陈焕镛献给待他如师如父的杰克（John George Jack，1861-1948）教授的。杰克对陈焕镛可谓有启蒙之恩，也是他在阿诺德树木园攻读硕士时最重要的导师，他曾连续4年选修了杰克的林学课程。 

　　而杰克与中国也颇有渊源，曾自费到中国采集标本，对中国植物有深入研究。杰克不仅擅长教学，还非常乐于帮助学生，1916年他为陈焕镛办理贷款。1919年陈焕镛回国首站前往海南采集的1500美元舍尔顿奖学金，也是由杰克为他申请到的。 

　　杰克教授（图片来源：美国阿诺德树木园提供） 

　　2.陈焕镛与钟观光 

　　1919年，钟观光在广西十万大山边境那良地区采得一种树大花香的木兰科乔木，1963年陈焕镛鉴定为新属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并将之定名为观光木（T.odorum），以纪念他的开创性工作。 

　　观光木（图片来源：杨科明摄） 

　　 钟观光（1869-1940）是我国第一位采用近代植物学方法采集和研究植物的人，也是第一位大规模、大范围考察采集植物的学者。1918-1921年，他与儿子钟补勤等人组成采集队，横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进行大规模植物采集，足迹遍布11个省区，共采得标本约1.5万号，并于1924年创立了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1928年创建杭州笕桥植物园。 

　　钟观光（图片来源：陈锦正提供，精修：宁波植物园） 

　　3.陈焕镛与胡先骕 

　　陈焕镛以胡先骕（1894-1968）姓氏命名的植物新种胡氏栎（又名雷公青冈，Quercus hui，现更名为Cyclobalanopsis hui）、胡氏芮德木（Rehderodendron hui，现更名为广东木瓜红Rehderodendron kwangtungense），分别发表于1928年和1934年。见证了当时植物学界两大领军人物“南陈北胡”的深厚友情。两人怀有同样的理想情怀，为了证明中国人有能力研究自己国家的植物，能自强自立，在1927-1937年合力编撰了共五卷册的中英文版Icones Plantarum Sinicarum（《中国植物图谱》）。 

　　胡先骕（图片来源：胡宗刚提供） 

　　1948年胡先骕发现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活化石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而十年后的1958年，陈焕镛与匡可任联名鉴定发表了同样轰动学界的活化石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两人在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上交相辉映。 

　　1956年采集于广西，1958年由陈焕镛与匡可任定名发表的银杉模式标本 （图片来源：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4. 陈焕镛与秦仁昌 

　　陈焕镛1927年发表的秦氏紫荆（又名黄山紫荆，Cercis chingii），是以秦仁昌（1898-1986）教授的姓氏命名的。秦仁昌是中国蕨类植物研究鼻祖，早年曾入读金陵大学，是陈焕镛的学生，1923年秦仁昌尚未毕业时，因为生活窘迫，受到陈焕镛关照与提携，并跟随他到东南大学担任陈焕镛的助教。 

　　1926年秦仁昌跟随陈焕镛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在他的指导建议下，走上研究我国蕨类植物的道路。1929年，秦仁昌发表的新种陈氏耳蕨（Polystichum chunii），中英文名字都融入了陈焕镛的姓氏，深表谢意。 

　　秦仁昌（图片来源：胡宗刚提供） 

　　5. 陈焕镛与侯宽昭 

　　陈焕镛发表于1940年的侯氏马兜铃（又名南粤马兜铃，Aristolochia howii）、海南哥纳香(Goniothalamus howii)、保亭杨桐（又名琼中杨桐，Adinandra howii），1944年的光亮山矾（Symplocos howii）以及1947年的梨果柯（Lithocarpus howii）等拉丁种加词皆是以他的学生兼同事侯宽昭（1908-1959）的姓氏命名。 

　　在陈焕镛发表的以人名命名的新种里，以侯宽昭名字为最多，达15个。他俩还联名发表过45个新种。可以说，侯宽昭是他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 

　　1942年抗日期间，侯宽昭不顾个人安危留守广州保护标本书籍有功，深得陈焕镛信任。作为主编完成新中国第一部地方植物志书《广州植物志》后，侯宽昭还曾致力于《海南植物志》的编撰工作，可惜于1959年因病早逝，后来由陈焕镛组织研究人员整理其遗稿出版。 

　　侯宽昭（图片来源：华南植物园档案室提供） 

　　希望我的采集员们采集的标本数量，有天能超过我 

　　除了植物学家们，陈焕镛也将不少植物新种致敬给同样劳苦功高的采集员们。陈焕镛一生共采集标本12334号。1937年陈焕镛在给梅尔的信件中曾提到：“我坚持使用我的采集记录号，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我的采集员们采集的数量能够超越我。” 

　　在多年采集中，陈焕镛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植物采集员，包括左景烈、陈念劬、陈少卿、黄志等。直到1958年，陈少卿以1.9万号、黄志以1.4万号的采集数量，终于超过了陈焕镛个人采集号数。黄志润楠（又名信宜润楠，Machilus wangchiana）就是由黄志于1936年在广西大瑶山采到的标本，一直到1953年才由陈焕镛命名发表，用以表彰这位出色的采集员。 

　　而发表于1954年的少卿绣球（又名上思绣球，Hydrangea shaochingii，现更名为广东绣球H.kwangtungensis），则致敬于我国著名植物采集家陈少卿（1911－1997），他一生采集植物标本九万余份，鉴定植物标本近30万份，担负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等专著的大量标本的初步鉴定工作，堪称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的幕后英雄。 

　　陈少卿（图片来源：华南植物园档案室提供） 

　　植物采集，去往的多是艰辛之地，采集员风餐露宿，还时时面临各种危险。在陈焕镛组织的采集队历史中，也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惨烈的损失。1936年秋，领队邓世纬等一行7人在贵州采集相继染病身亡，陈焕镛痛惜不已。 

　　1946年他发表了苦苣苔科的新属世纬苣苔属（Tengia）以及新种世纬苣苔（T.scopulorum），1966年又与方文培联名发表世纬槭（又名平坝槭，Acer shihweii），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领队的功绩。 

　　世纬苣苔（图片来源: 罗毅波 摄） 

植物学家的友谊，不分种族，不论国界 

　　俗话说：一人走得快，两人走得远。在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上，同样如此。在陈焕镛发表的新种里，有过半是与其他人联合发表的，其中和美国著名植物学家梅尔（Elmer Drew Merrill，1876-1956）教授发表的最多，合计175种，足见两人交情之深厚。梅尔教授比陈焕镛年长14岁，两人亦师亦友。 

　　1902-1923年，梅尔作为美国农业部派驻菲律宾的植物学家，在亚洲研究植物20多年后，回到美国先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院院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及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成为当时对中国植物最了解的植物学家之一，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给予了陈焕镛很多帮助。 

　　梅尔教授赠与陈焕镛的亲笔签名照片 

　　（图片来源：华南植物园档案室提供） 

　　1929年，由陈焕镛创立的中国第一本植物学英文研究期刊Sunyatsenia（《中山专刊》），不仅英文刊名（即将孙逸仙之英文名拉丁化）采纳了梅尔教授的建议，连第一份投稿也是来自梅尔。此后，Sunyatsenia多次得到梅尔及阿诺德树木园同行的投稿。 

　　此外，陈焕镛在筹建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鉴定发表新种、野外采集资助等各项大小事宜中，梅尔教授都力尽所能地给予支持。 

　　1941年，陈焕镛和蒋英联合发表的海南物种新属萝藦科的梅乐藤属（驼峰藤属 Merrillanthus）及驼峰藤（M. hainanensis），就是以梅尔姓氏命名。陈焕镛在发表新种的文章里写道：“我们决定把它定为一个新属，敬献给梅尔，以答谢他对本文两位作者所代表的两代中国植物学工作者的帮助。”  

　　驼峰藤（图片来源：陈又生 摄） 

　　诚如梅尔教授对陈焕镛说过的：“植物是不受国界约束的，在国际的不协调和国内困难不安的日子里，植物学家继续的合作有可能很好地影响其他科学团体趋向国际合作。在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下，这一种几世纪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在发展着的互助精神，是植物科学对国际友谊的重大贡献之一。”  

　　跨越国界、跨越时空，一个个的植物学拉丁名，见证了植物学家们不朽的友谊。 

　　参考文献： 

　　1. 陈德昭，1996年，《陈焕镛纪念文集》，华南植物园内部出版物 

　　2. 胡宗刚，2013年，《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1929－1956）》，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 宁波市北仑区政协文史委等，2018年，《植物学家钟观光》，宁波出版社 

　　4. 陈焕镛与梅尔的英文书信（1925-1949年） 

　　5. 陈焕镛发表植物新种数量来源于中国数字标本馆（http://www.cvh.ac.cn）、CFH、Tropicos、IPNI、中国植物志等多方数据核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