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做主旨讲话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紧随其后，国务院新年伊始之际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新华社随后以《我国建设国家植物园为哪般?此次为何选址北京?》一文进行解读。一时之间，建设国家植物园成为业内外热议的话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大学植物园是植物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回溯国际上知名的大学植物园的沿革、贡献及前景，对我国国家植物园的体系化建设有相当借鉴价值。

　　诚如20世纪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所言“学校始于一棵树下”，可以说文明发轫于丛莽渊薮，文化赖托植物的供养。从孔子杏坛到亚里士多德学园，从中世纪修道院到中国书院，翳翳树荫涵润思辨、虔敬、诗绪……及至16世纪，由修道院演进而成的近代欧洲大学，如比萨大学、帕多瓦大学、莱顿大学、牛津大学等，都格外留意植物的药用价值，纷纷创建用于收集、分类、保育、教学的植物园，逐渐扩展其科学试验和审美功能。英国《独立报》园艺记者和作家安娜·帕福德研究发现，这一时期“随着附属于各大学名下的植物园建立、草药学科的设立，以及相关学术著作的接连问世，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得到快速发展。”

　　受地理大探险和西方全球拓展的影响，一些大学植物园成为植物大交换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源源引进的活体植物和汇聚的植物标本不断修正欧洲学者得之于古典文献的知识体系，帮助他们更精确地理解植物性状、植物群分类和辨析植物间亲缘关系，等等。同时，大学植物园主动介入17世纪科学革命，为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20世纪的绿色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基础和技术支持。比如，被确认为欧洲第一所大学植物园的比萨大学植物园，因循修道院药圃惯例，分门别类栽种了许多当地天然药用植物，还培植了不少重要的异域植物，包括安息香、波斯枣树、木瓜、玉兰、木本棉、西葫芦等，植物研究者孟凡称此举“起到了将海外植物介绍到欧洲的历史作用”。其中，最具全球史意义的一种植物就是原产南美洲的野生马铃薯。一直供药用和观赏的马铃薯百余年后扩散出去，经由几代植物学家和政治家的推广，进入欧洲主食体系，改变了北半球农作物地理，塑造了爱尔兰、瑞典、俄罗斯等国的现代历史，甚至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

　　从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在一所大学里，植物园堪称智识硬件装置的核心部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819年建校之后不久，其校长托马斯·杰斐逊就清晰地意识到植物园关乎实用科学的研究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明确提出挑选6英亩大小的合适地块，种植足以满足植物学所需的树木，包括“广受认可的有用的异域树木，适应我们的气候”。

　　欧美几乎所有名校都会尽力扩充植物园规模，增设昂贵的暖房、温室、凉室等设施，到世界各个角落采集不同植物区系的标本、种子等，完善标本馆的收藏。莱顿大学始建于1590年的植物园一直保留在原址，以其丰富的郁金香种源和日本植物藏品而著称，其植物种类高达10000余种，曾是风靡17世纪的“郁金香热”的策源地，更是长居世界领先地位的荷兰花卉农业的主要推手，在保育珍稀濒危植物方面颇有建树。1742年，植物分类学之父林奈接管乌普拉萨大学植物园，园内已有3000余种植物——对于高纬度冰雪国家瑞典来说，这一成就实属不易。后来，林奈派出二十多名学生远征世界各地考察，用其权威传记的作者卡特里娜·马尔默的话说，“他们的业绩构成了林奈毕生成就的重要部分——勾画全球植物和动物版图及收集有用的植物标本”。

　　作为英国最古老的科学花园，始建于1621年的牛津大学植物园奋力直追意、荷前驱，到20世纪初已收藏近8000种植物，在《植物园和英帝国》一书的一位评论者Brent Elliot看来，它与邱园、爱丁堡植物园以及诸多殖民地植物园一起，充分发挥了“植物园网络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推进了“世界资本体系以及东西方大分流”。据博物学家刘华杰教授考证，中国水杉当年被发现后不久，牛津大学植物园就引种了。作为后起之园，建于1872年的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以其雄厚财力和人才战略，在首任园长萨金特的有力领导之下，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跃居大学植物园前列，拥有分属3924类的1万余种活体植物藏品，仅中国原产月季就达25种之多。前述大学植物园都栽培了为数不少的中国植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植物资源的优势，更体现了呈现植物世界多样性的共同初心。

　　早在1914年，中国的《博物学杂志》上就有本土学者意识到“各校宜有相当植物园，此言也实为现世世界教育家所公认”，更因科学救国、改良农林和“为民生财”的社会理想，那一代本土大学的开拓者和现代植物学奠基人，如钟观光、陈焕镛、胡先骕、叶雅各等，都不遗余力倡导和实践“独立创建，不依外人”的教育理念，积极筹建大学植物园及配套设施。当时的报刊如《厦大周刊》《科学》《自然界》等，就有多篇文章介绍大学植物园的功能和构想。笕桥植物园(浙大农学院植物园前身)的创建者钟观光先生，甚至将“物耻”上升到国耻的高度;厦大当时不时报道外来观赏植物入园的消息，似有优先考虑植物展示之旨趣;中大植物园则继承了岭南大学康乐园和5个竹圃(栽培近1500种植物，藏有134种竹子)，以其引种改良国内外果木的传统优势为中国现代农林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前辈学者叶雅各教授曾将大学植物园的诸多功能鲜明提炼为三种：“为学者做高深研究之资料……专供本院师生之试验与长期之观察……为增进民众对植物欣赏与兴趣……”彼时，任教于本土大学的中国现代植物学前贤不惮其难，为“完备之植物园”力争用地、经费和种子捐赠，亲历险远之境采集标本，培养可期之才，为后来新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植物调查做铺垫，更为编纂《中国植物志》积累了雄厚基础。

　　一个时期以来，或许由于植物学地位的整体滑落，或许因为对于大学之“大”的认知偏颇，我们一些大学倾向于投资似乎更显档次的教学大楼、运动场馆、博物馆和易出论文成果的实验室以及校属酒店等，将植物园简化为绿地面积和园林景观;为数不少的林、农、医大学配置的专类植物园不敷教学之需，遑论开放给公众进行专业科普教育了;几所本土著名大学的植物园和标本馆，因故面积萎缩、种类下降，加之缺乏专业指导和疏于分类管理，现状不容乐观。如果植物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都难以利用本校植物园获致相当之认识，遑论依托植物园开展全校师生的环境教育和理解自然文化、培育植物资源利用的研究者了。

　　好在，体系化建设国家植物园如今在国家层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值首家国家植物园落地北京之际，我们有必要加深对大学植物园在整个国家植物园体系中独特地位的认识，更应鼓励国内大学植物园光大其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位于植物多样性优势显著地区的一些地方大学不妨巧用地利，创办和发展小而美的专类植物园，收集本地区特有植物，保育当地珍稀濒危植物，传承植物利用的乡土知识，从而嵌入方兴未艾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