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的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时，在所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提出要启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北京国家植物园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挂牌的国家植物园;按照林草局的说法，“这标志着我国植物园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消息公布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关注焦点基本都集中在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功能之上，因为国务院在批复函中明确指出，国家植物园的建设要“坚持以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也正因为如此，坊间一些对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异议，也大都围绕这个重点展开。比如最近某自媒体账号上就连续发表质疑文章，核心论点之一，就是迁地保护不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万灵药”，甚至算不上是好药。

　　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的关系，是重大而严肃的学术问题，有争论是好事。长年从事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华南植物园专家文香英和陈红锋指出：“相对就地保护，虽然迁地保护不是首选的保护方法，但是日益增加的生境丧失、非法采伐和火灾、保护区的不完全覆盖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意味着并非所有物种都能在自然栖息地中得到保护，这导致对迁地保护方法的需求不断增长”。当然，迁地保护必须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并与野外回归相结合，发动包括自然保护区、林业部门、当地社区等多方的合作，实现濒危植物的综合保护。

　　在业界专家的上述意见基础上，国家林草局认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形成我国较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这一意见是较为公允的。

　　然而，相对迁地保护的争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植物园是否只有迁地保护的功能?它和公园到底有什么区别?“国家植物园”相对于一般植物园来说又应该具备哪些特点、起到哪些作用?如果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思考清楚，那么异议者对国家植物园体系“云遮雾罩，急于挂牌”的批评就在所难免。

　　植物园的历史和本质

　　要认识当代植物园的功能，必须从梳理植物园的历史开始。

　　植物园最早的雏形，是一些文明古国的皇家园囿，包括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中国西汉时代的上林苑、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皇家花园等。这些皇家园林虽然彼此时空距离甚大，但颇有相似之处，其中栽培的植物以木本植物居多，而且大都是有用的经济作物。作为植物园的前身，它们由此为植物园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功能——重视有应用价值的经济作物(大宗食用农作物除外)的引种驯化。

　　一般认为，现代植物园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本草园(药用植物园)，1544年在意大利比萨建立的比萨植物园是第一个现代植物园。这些早期的本草园主要栽培药用植物，供学者研究和教学之用。继意大利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陆续建立了类似功能的本草园。从16世纪后期开始，植物学研究逐渐从本草学中独立。与此同时，“接触时代”为欧洲带来了大量异域植物，也需要有人加以研究分类。与这一学术发展基本同时，欧洲的植物园也逐渐从本草园中独立。很多重要的植物园开始肩负重要外来经济作物的引种功能，荷兰人引种的咖啡，英国人引种的陆地棉，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这样到18世纪，现代植物园已经普遍具备了引种驯化、科学研究和教学辅助三个核心功能。

　　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现代植物园的功能和地位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欧美的植物园继续发挥广泛搜集植物种质资源的功能;这些植物大部分仍具有经济价值，特别是观赏价值，茶、金鸡纳以及许多园艺植物都是在19世纪通过植物园得到引种推广的。与此同时，植物分类学研究也迎来了“黄金时代”，以拥有彼此配套的活植物园、标本馆与图书馆的几大植物园为中心，迅速积累了大量成果。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造就了欧美市民阶级的崛起，使得许多植物园开始把向公众开放作为新的工作之一。植物园由此开始负担新的职能——公园的游憩展示功能和科普基地的科普教育职能。

　　20世纪后期至今，植物园(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植物园)的功能和地位进一步剧变。生态学和环境危机的发展，使濒危植物的资源保育工作成为植物园又一大核心功能。另一方面，植物园的游憩展示和科普教育功能越来越占主导，这也是这一时候大多数新设立的植物园的主要功能。至此，植物园的六大核心功能——(非大宗农作物的)引种驯化，科学研究，教学辅助，游憩展示，科普宣传，资源保育——已经全部发展出来。

　　这六大核心功能还可以再行归并。比如把引种驯化和资源保育归并，把教学辅助和科学研究合并，就形成了另一个比较常见的对植物园核心功能的概括——引种保育，科学研究，游憩展示，科普宣传。另一方面，引种驯化、资源保育、教学辅助和科学研究可以视为植物园的学术性功能，而游憩展示和科普宣传可以视为植物园的社会服务性功能。通过这种概括，可以把植物园大致分为学术性植物园、社会服务性植物园和兼具两种功能的综合性植物园3类。

　　上面这番简略的梳理表明，植物园(特别是综合性植物园)并非仅有濒危植物迁地保护这一个工作重点，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果对古今中外林林总总的植物园的性质加以客观地总结概括，那么《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1988年)对植物园的定义——从事植物物种资源的收集、比较、保存和育种等科学研究的园地，还作为传播植物学知识，并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构成美好的园景供观赏游憩之用——是最为全面准确的。然而，植物学界对于植物园的功能一向有主观期待，希望它能具备学术研究功能。因此，如果把规范性(植物园应该是什么)和描述性(植物园实际是什么)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为植物园做出如下定义：植物园是以开发利用植物为目的，收集活植物资源供引种保育、科学研究、游憩展示或科普宣传之用的机构。

　　这里的“开发利用”应当从广义理解：不仅引种驯化是利用，把植物用于教学、造景、科学传播和资源保育也是利用。这样一来，通过引入“开发利用植物”这个规范性目标，植物园就成为携带着任务的机构。植物园的各个核心功能，都可以根据开发利用植物的总目标制定实现任务的细则。这个目标，正是让植物园区别于一般公园的本质特征。

　　植物园的现状和前景

　　明确认识了植物园的性质之后，也就不难理解植物园的现状，并对植物园的前景做出展望。

　　20世纪后期以来，植物园的早期重要功能——引种驯化——逐渐衰退。尽管新优园艺植物的引种驯化仍在进行，也偶尔会有一些经济价值更大的经济作物(如用于制造风力发电机叶片的轻木)在原产地之外得到成功引种的报道，但总的来说，植物园引种驯化的功能在21世纪已经大为失色。与之类似，植物分类学在植物科学中也不断边缘化，使得植物园的科研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与分子植物学等当代植物科学中的主流领域结合。

　　这些趋势不可避免带给人一种感觉：随着生命科学的现代化和精细分科化，植物园的功能似乎正在被各现代学科的研究机构分别取代——曾经的研发药用植物的功能，被现代生物医学取代;曾经的引种栽培功能，被农业产业链取代;甚至就连19世纪中期兴起的游憩展示和科普宣传功能，也可以被现代公园、博物馆或专业展览、各种科普基地取代。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大众眼中，“植物园”和“公园”似乎没有多大区别。

　　然而在今天这个全世界植物园都要面对大转型的时代，如果深入思考，却也并非不能为植物园的发展找到能把握住时代脉搏的战略新方向。

　　首先，植物多样性是植物园自诞生以来一直引以为傲的根本特色。只要这个特色不丢掉，植物园就一定会葆有无法替代的功能，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引种驯化、资源保育还是科学研究，都应该以植物多样性为核心，发挥植物园在这方面的长处，以种质资源中心的高水平，积极开展一般科研和保育机构做起来较不熟悉的工作。

　　比如，虽然在药用植物资源开发方面，植物园已不复昔日辉煌，但是学界对植物制造的天然产物的种类的认识至今仍然没有穷尽，对于这些天然产物背后的生物合成机制更是知之甚少。特别是植物的代谢途径也具有分子层面的多样性，要深入理解天然产物的代谢途径，需要对有亲缘关系的属种展开博物学式的广度研究，从对比和筛选中获得更大的认知深度。由此积累的代谢知识，可以为未来合成生物学研究中以仿生学方法构建高效和大规模的药物合成体系奠定扎实基础。同样，农业产业链所关注的作物引种栽培和研究，也往往集中于一些大宗作物。然而，几千年来世界各地还驯化了许多小宗作物，并非每一种都得到了商业化机构的充分关注。仍然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小宗作物以及作物野生近缘种，为植物园留下了施展身手的空间。药物和食物这两方面还可以联合起来，通过“药食同源”这一中华传统智慧，更好地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实现更大的成果产出，特别是为代谢综合征引发的慢性病等当代社会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其次，应该重视城市对植物园的重要意义。21世纪是城市世纪，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0%以上，在2050年预计将达75%。但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和安全问题却一直是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和干旱)以及环境污染等灾害，也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类面临巨大挑战。如何让城市成为一个合理的生态系统、让它拥有足够的稳健性，并缓解巨大人口数量和有限城市空间之间的矛盾，便成为新时代的重大学术课题，对中国的许多快速膨胀的城市而言尤为紧要。对于这样的城市生态学研究，植物园完全应该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应用城市生态学的技术中心之一，探索如何把“水泥森林”的本底改造成为绿色森林，积极寻找和培育适合城市绿化的植物，从生态层面满足市民的高品质生活。这将是植物园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大任务。

　　再次，在21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游憩展示和科普宣传功能，应当理直气壮地视为植物园的重要工作，而不应该因为它们“不是科研”，就予以轻视。事实上，在目前的国家植物园评估标准中，游憩展示和科普宣传也都是重要的评估项。据北京市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透露，北京国家植物园之所以成为第一家批准设立的国家植物园，与该园在这两方面均有较强实力、能够率先达到国家植物园认证水平也有相当关系。

　　最后，植物园应该把整合植物学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理论框架。所谓“整合植物学”，就是要把植物科学的各个研究层次和分支相互贯通，实现信息和知识的融会和整合。以濒危植物的引种保育为例，整合植物学要求研究者能够至少从个体、分子和生态系统这3个基本层次充分理解濒危植物，既熟悉它的宏观形态、生理习性和演化历史，又了解它的基因组结构和生物化学特色，还清楚它在植被和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此外，与濒危植物相关的人类文化，也可以进一步纳入这个整合植物学知识体系。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之下，植物园将成为生物多样性的信息中心和知识中心，由此又可进一步成为综合性的研究中心。以整合植物学的信息和研究为依托，植物园又可以与其他从事保护工作的个人、团体和机构更好地合作，实现濒危植物的科学保护。相信这是在中国以至全世界保护濒危植物更有效的手段。

　　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战略价值

　　在展望了植物园的前景之后，对于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设目标，也便可以做出更清晰全面的思考。

　　国家植物园既然名为“体系”，就不可能只有一家。如著名植物学家洪德元院士所讲到的，我国国土面积广阔，自然环境多样，各个区域在植被和植物区系上都有特点，因此按照规划，每个重要的植物地理区域都应该设立至少一家国家植物园，北京国家植物园便是华北区域的代表。从国外经验来看，虽然美国等国家的“国家植物园”确实只有一座，但在生物多样性上极具特色的南非，其国家植物园却有10座(未来还计划筹建第11座)，分布在全国各地，连同动物园一起构成了南非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因此，中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并非没有国外先例可循。

　　中国国土面积较南非大得多，植物园数目也多，目前已接近200家。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建设一个金字塔状的稳定层级体系，国家植物园是其中最高一级，之下是各植物地理区域的重点植物园，再下是关注地域范围更小的地方植物园。三级植物园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从而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这个层级体系中，作为最高级别的国家植物园，必须属于综合性植物园，也即必须兼具引种保育、科学研究、游憩展示和科普宣传这全部四大核心功能，而且都达到一定水平。它们在这些功能上应该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可以提升国内植物园的平均能力，带动国内构建完整的植物保护和开发利用体系，提升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等级。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植物园的最高水平和代表，国家植物园还应该积极参与到更高的体系——全球植物园体系之中。比起15–19世纪的航海时代和20世纪前80年的航空时代来，最近40年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崛起，使得全球性的信息交流极为便捷，这不仅让全球植物园可以开展更大范围的合作，而而且让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能够迅速逼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植物园水平。因此，国家植物园理应积极追求国际影响力，能够发起或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合作，对区域或全球能够做出重要贡献。比如，在西双版纳、华南、武汉及辰山植物园已经参与全球植物保护的基础上，国家植物园应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参与和引领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更加凸显中国在东亚区域植物保护上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同时积极介入东非、东南亚、南美洲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保育研究，并可以考虑把这些工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更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结合起来，体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甚至在游憩展示和科普宣传方面，我们也可以期待，走向世界的国家植物园能够挖掘东方园林的优良元素，与现代元素和植物园的特征相结合，建设具有东方风韵和现代特色的植物园式园林，实现植物园造园造景的审美创新，从而实现国务院批复函中所说的“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魅力”的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的美好愿景，在未来若干年的战略机遇期内，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首先，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国家植物园体系的管理体制，建设起高效的运转方式。其次，要注重国家植物园体系中各层级之间以及植物园与自然保护区、地方其他专业机构等单位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尽最大可能实现资源整合，促进植物保护与利用的协同发展、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的协同进行。再次，国家有关部门也不妨在人才、机制和财力上对国家植物园体系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从而能在这个体系的建设初期助其迅速步入正轨，早日开始良好运转。

　　相信未来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一定能够实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保护第一、惠益分享”的美好目标。